陈大康｜小说研究系统的新构建

2023-1

小说研究系统的新构建

文 / 陈大康

作者简介：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摘要：研究都有相应的系统为支撑，其性质取决于研究者的设想与思路，反之，该系统包含的元素及其间相互关系，决定了研究进展与最后成果形态。古代小说研究论文数以万计，绝大多数为作家作品分析类，或由其组合而成的宏观研究，它们都由同一类研究系统所支撑。其实，古代小说可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应的研究系统也应多样化。以已有研究系统的调整与重组、情节主线外信息的系统构建，以及跨越作品的零散信息的系统构建等为例，可以对小说研究系统的新构建进行探索。

关键词： 古代小说 ; 系统构建 ; 小说元素

本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文学研究  栏目

目录概览

一 已有研究系统的调整与重组

二 情节主线外的信息梳理与系统构建

三 跨越作品的零散信息与系统构建

以往古代小说研究多可分四个方面：作家生平与时代背景、作品思想倾向、艺术特色及其传播与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它们还须再作分解，如艺术特色中含有形象塑造、情节安排、结构设置与语言风格等要素，相应分析时都得再作分解，如论及人物形象塑造，须得考察其言谈、举止、交往、在不同场景中的应对及其思想和变化等等，综合那些相关分析，便是对某人物形象较全面的研究；比对作品重要人物形象的分析，可归纳作家人物刻画特点与成败得失；进一步综合情节安排、结构设置与语言风格等方面分析（其分析也需细化分解），便可完成艺术特色的研究；若再进一步综合其他三方面的分析，整部作品研究便已完成。这类研究的积累已形成固定的研究模式，后来的作家作品分析均依此而行。

这是作家作品研究系统及其四个子系统，以及它们各自所含若干层次的子系统，子系统相对于上一层次系统则为其元素。子系统或元素间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系统则是由各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考察人物形象刻画时，离不开相关情节进展的分析，也不可忽视语言的运用。人物形象及其塑造方法的运用，都是在作家创作思想指导下进行，其形成又与他生平经历密切相关。各部分间的联系须得照应，不应也无法抽取某部分作孤立的研究，这便是“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的整体性原则。同时，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还要求将研究对象置于更高层次的系统中考察，梳理它与周围系统间的联系。这时研究对象成为更高层次系统的子系统，相关考察可使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运动规律更全面地显示。

大量成果得益于作家作品研究系统的支撑，同时三种须正视状态也因此形成：一是研究空间已被极度压缩，随着研究推进，未被涉及的作家作品数量不断递减，剩下的都是难以研究或被判为价值不高者，它们在人们观念改变前难以进入研究视野。二是研究出现大面积雷同与高密度重复。如1950年至2000年51年里，明清小说研究论文的87.72％集中于《三国演义》等七部名著，有关《红楼梦》6,863篇，占44.36%。研究系统单一，时间与精力又置于较少作品，论题雷同与阐述重复便成难免之事。套路式研究若不改变，研究格局失衡状态必将延续。三是一些与古代小说相关的重要问题不在作家作品研究系统之内，一直无人关注。如小说史上那些创作空白，因没有作家作品，那一研究系统对此毫无用武之地。

如果突破原有思路的束缚，可发现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里有待耕耘的园地还相当广袤，而那些问题的解决，须得突破将已有研究系统固定模式化的藩篱，根据问题的特点，构建新的研究系统。

一   已有研究系统的调整与重组

古代小说中相当一批作品，因人们的价值判断而被搁置。刘大杰先生认为明代中篇传奇“在这一时代已经失去其重要性，只好从略了”，此“重要性”就是价值判断。拘囿于前所述的研究系统，这类作品思想与艺术确实都难以分析出有价值内容。可是中篇传奇为何在元明两朝不断出现，出版者与读者的兴致为何会如此之高？这一流派为何攀至繁盛巅峰后又突然悄然隐退？它在古代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又如何？这些问题已体现了其价值与地位且不可回避，可是却在原有研究系统之外，人们甚至还未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调整与重组研究系统，可使这类问题得到解答。万字以上中篇传奇小说现存十六种，已佚四种，另有据原本改编的《荔枝奇逢》，若加上篇幅近万字者，实际数“至少当在四十种以上”。这些作品以浅显文言描写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异于一般的文言小说或通俗小说；篇幅长于通常的文言小说及宋元话本，却又明显短于长篇通俗小说。首开风气的《娇红记》问世于元代，余者都出于明代，尤集中于嘉靖朝前后。万历朝通俗小说创作繁荣后，便未见其新作，它在小说史上只是短暂一现，数量也远少于通俗小说与一般的文言小说。

这类作品很为封建正统士人不屑：“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这是明清时对中篇传奇唯一的评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有对部分作品的单篇讨论，但不涉及思想或艺术，内容限定于问世年代、作者或篇中诗词出处的考辨。创作雷同也是人们不愿留意于此的重要原因，各篇人物形象塑造几乎是按同一模式，“本《莺莺传》而作”不仅是指形式承袭与题材相类，同时也包括情节安排与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模仿。主要情节相似给研究带来难题：依据通过人物、情节、结构及语言等分析，从而归纳作品艺术特色的研究模式，确可较周全地作一番论述，若对所有作品都这样分析，那些论文便会构成系列性雷同，同时也模糊了该流派研究应把握的要点：主要情节相似，同时在创作发展过程中又有所变化。如果将各篇情节及其表现方法作为要素构建系统，关注其间联系，观察各篇情节同中有异的变化过程，从而可把握其创作流变态势，这可视为原有研究系统的调整与重组。

以主要情节为考察元素，中篇传奇便与《莺莺传》等唐传奇挂上了钩。按时顺排列那些作品，可以发现新情节逐次出现，它们又为后作所承袭。在情节增添替换过程中，作品营造的氛围与男女主人公结局也发生变化。《莺莺传》描写女主人公几经犹豫后突破封建礼教束缚，最终又遭抛弃，中篇传奇开山之作《娇红记》同样也描写爱情悲剧，前半部分如一见钟情、诗简往来、王娇娘开始时恪守礼法、见申纯思念成疾后又以身相许等情节都是模仿《莺莺传》，而申纯进士及第后求婚遭拒等情节则是新增添。尽管一些关键情节承袭前作，具体描写却有差异，男女主人公性格也迥然不同，特别是娇娘敢于主动约申纯夜半幽会，并以“事败当以死继之”相激励。申纯顾虑“不亦危乎”是因“钟情”而为娇娘设想，异于张生只以占有莺莺为目的，娇娘也因“钟情”而勇敢决断。后半部分这对恋人因家长不允与帅府逼婚双双以死抗争，既不同于莺莺被抛弃的悲剧，更异于据《莺莺传》改编的《西厢记》的大团圆，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倾向。作品结尾处又写一对鸳鸯在两人合葬墓上飞翔，寓意式的浪漫手法增添了情思与韵味，也借此表达对他们的同情与肯定。虽是悲剧，但已不是因为才子抛弃佳人。

入明后，李昌祺对《娇红记》颇有非议，其作《贾云华还魂记》中有“郎君观此书，得无坏心术乎”之语，可是该篇重要情节，如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互通诗简，娉娉先恪守礼法但终于又与魏鹏私下结合都与《莺莺传》《娇红记》相仿，而魏鹏进士及第，求婚遭拒等则是袭用《娇红记》。作品开始处称魏、贾两家曾指腹为婚，显然是为男女主人公私下结合寻找合法依据，冲淡了与封建礼法的尖锐矛盾。贾母不愿爱女远离，拒不履行婚约，致使贾云华忧郁身亡，这完全是个悲剧，但李昌祺又加上一截“光明的尾巴”：贾云华借尸还魂，严格按封建礼法，以处子之身与魏鹏成亲，且后来魏鹏历居高官，贾云华也受诰封，所生三子也均列显官。这是套用唐传奇《李娃传》大团圆结局，进一步冲淡爱情故事的反封建意味。用虚幻的和谐解决现实的尖锐冲突，既维持了一定的悲剧气氛，同时也表现出中篇传奇创作向大团圆喜剧的转化。

因程朱理学的强力推行与相应的禁毁政策，小说创作在明初后跌落萧条，直到成化末年《钟情丽集》问世，中篇传奇创作才打破七十年的沉寂。此作前半部情节承袭《娇红记》《贾云华还魂记》，后半部分却写瑜娘以死抗争父亲决定的婚事，辜辂携自杀未遂的瑜娘逃回琼山举行婚礼。官府判此婚姻非法,瑜娘被其父领回幽禁，欲令其自裁。辜辂又携瑜娘逃回琼山，再次举行婚礼。瑜娘之父无可奈何，只得承认他们的婚姻。封建正统士人斥责此作“淫猥鄙俚，尤倍于稹”，但作品并无淫秽笔墨，即使描写定情结合，也以蕴藉雅致的语言叙过，对在封建礼教禁锢下男女青年追求幸福时的心态把握得较为准确。尽管多数重要关目承袭前人，但后半部是极为出色的突破：男女主人公以不屈不挠的抗争，迫使封建家长承认他们的婚姻。赞扬冲破封建礼法禁锢的忠贞爱情，肯定争取婚姻自主的抗争是作品精华所在。这出真正的喜剧尽情宣泄对程朱理学思想长期禁锢的逆反心理，与正蓬勃兴起的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相适应。其时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正开始萌生，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变化，使中篇传奇创作的情节设置出现关键性突变。

中篇传奇创作从此都以喜剧结局，不过后来的作者却不能接受《钟情丽集》展现的对封建礼教的激烈抗争。此后最先问世的《怀春雅集》承袭前作时情节设置出现重要修正：潘玉贞与苏道春依封建礼仪定亲后，作品便浓墨渲染世俗享受和欢乐。以往中篇传奇叙及性行为时的含蓄喻示开始变成露骨描写，作者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手续已经完备，这只是增添了一段风流佳话。潘玉贞的母亲撞见青年人的私合，但没有严厉苛责，而是赶紧“择吉完亲”，使其纵情行乐合法化。自《娇红记》以来，守护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父母始终是青年男女感情发展的障碍，抗争或悲剧也往往由他们直接促成。《怀春雅集》开创了撤去这层障碍的故事模式，此后作品中父母辈或懵懵懂懂毫不知情，或谅解同情乃至主动成全，或干脆在故事中不见踪影。另一情节变化也十分重要：先前的作品都在赞美男女主人公的感情专一与坚贞不渝，《怀春雅集》后半段却出现苏道春与多名女性的感情纠葛，宣扬一夫多妻的合理。描写一男数女的故事从此成了中篇传奇的通共格局，人们认可这一情节突变，则应是晚明世风使然。

不过同是宣扬一夫多妻的合理，创作却出现两个走向。一类着意宣泄情欲，《寻芳雅集》通篇都在描写“寻芳主人”吴廷璋的艳遇，甚至还津津乐道于他与王氏姐妹二人同床纵欲的描绘；《天缘奇遇》中祁羽狄的放荡淫乱已超出常人想象，作者竟还毫无顾忌地赞赏。情欲的汹涌澎湃，已无任何道德堤防可以阻挡。这类作品为年轻士人描绘了理想图景：既一见钟情、自由恋爱，又享有尚被容忍的风流乐事，再加上少年高第，此生可算圆满无憾了，后来《天缘奇遇》更增添了得道成仙情节。另一类同情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同时也强调理的规范。《刘生觅莲记》中刘一春与孙碧莲私期暗约，但始终以礼相待，最后明媒正娶。两人感情发展过程中，“情”“理”不断冲突，“理”始终占据上风，甚至还将克服感情冲动当作修身养性的锻炼。作者厌恶以往诸篇中的婚前私合，竭力将爱情与封建礼仪融为一体，春心悸动严格地囿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框架；而《双卿笔记》中华国文欲行苟合时，张从则以死相拒，并劝他“以义自处”。这两篇既写男女之爱，又赞颂对封建礼仪的恪守，同时还宣扬一夫多妻的自然合理，又承袭了以往进士及第、荣升高官的结局。如此处理“情”与“礼”的矛盾在中篇传奇中虽是少数，却影响了清初兴起的才子佳人小说。

过去寻觅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渊源时，往往追溯到唐传奇。它们确实从中汲取了养分，也有一些情节的模拟，但两类爱情故事却非同类。唐传奇描述的往往都是悲剧，才子佳人小说却已是千篇一律的大团圆，鲁迅曾言：“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从唐传奇到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其故事蕴含出现间断，而增添对中篇传奇的考察，研究系统的构建便具有了齐备性，因为它正是才子佳人小说主要承袭的对象，而爱情故事由悲剧向喜剧的转换正完成于此。中篇传奇的情节安排总体上是逐步变化，但时有某些情节设置的突变，故而首尾差异甚大，若以《钟情丽集》作划分，前者与《莺莺传》类似处颇多，后者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相衔接。才子佳人小说中一见钟情，诗简传递，才子与佳人别离、经一番曲折后进士及第以及最后生旦团圆的通共熟套，其实就是承袭中篇传奇后期所形成的固定格式，故而王重民先生称其“直开后来才子佳人派小说之源”。

不过，虽是一些情节要素相同，但中篇传奇往往只是简叙，才子佳人小说则是洋洋洒洒地铺叙，前者偶尔写到的小人拨乱，已几为不可缺少的关目，进而生发出许多曲折与巧合；作者对青年男女心理活动详加描绘，又伴以场景描写与氛围烘托，许多生活细节描写自然地穿插于其间；前者表述以半文半白为主，后者基本上都用白话。篇幅长短也出现明显差异，前者多为二万字左右，后者则为十五万字上下。这许多方面的不同，正是中篇传奇与通俗小说差异的体现。

才子佳人小说情节安排异于以往的最醒目处，是婚前私合被坚决屏除，且甚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另一不同处是才子多来自小康乃至贫寒人家，进士及第对其重要性远甚于中篇传奇中的处理。清初统治者强力提倡忠孝廉节、敦仁尚让，并厉禁“淫词琐语”是这类情节变化的背景。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早年多“笃志诗书，精心翰墨”，后来却被迫放弃科举，其作常是“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即让笔下主人公去实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已付诸流水的向往与追求，并以此发泄胸中郁愤。他们又很注重“理”对“情”的规范，并认为其创作具有教育功用，因为“情定则由此收心正性，以合于圣贤之大道不难矣”。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可谓是《刘生觅莲记》的继续发展，而明末清初淫秽小说则是继承了向宣泄情欲方向发展的《天缘奇遇》。五陵豪长《绣榻野史小叙》就视该作为仿效中篇传奇之作，“殆扩《如意》而矫《娇红》者”；《浓情快史》中武媚娘读《娇红记》而情弦拨动，《桃花影》中魏玉卿读《如意君传》而思念淫欲，由这类描写不难窥见那些作品与中篇传奇的渊源关系；至于交合时各类心理、姿态的描摹，也多本于《痴婆子传》等作而又大肆铺陈。若结合中篇传奇与其后才子佳人小说、淫秽小说一起考察，可发现尽管中篇传奇在万历后期开始退出创作领域，但《钟情丽集》之后“道学”与“风流”两类内容不仅在创作领域中继续发展，而且还成为其时风行的创作流派，中篇传奇在内容题材方面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才子佳人小说与中篇传奇的情节设置有很大相似度，但表现手法却明显不同。孙楷第曾归纳中篇传奇表现手法：“凡此等文字皆演以文言，多羼入诗词。其甚者连篇累牍，触目皆是，几若以诗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者”；“下士俗儒，稍知韵语，偶涉文字，便思把笔；蚓窍蝇声，堆积未已，又成为不文不白之‘诗文小说’”，因此他称中篇传奇为“以诗与文拼合之文言小说”。借助诗文推进情节的创作方法始于文言小说正式形成规模与体制的唐代，那时“诗笔”与小说创作有机融合，对烘托抒情气氛，抒写人物情绪与创造意境起了积极作用。中篇传奇里诗文却常是机械插入。《怀春雅集》写苏道春、潘玉贞花园相遇，先让潘玉贞题咏各种花卉，一口气排列了十六首，苏道春不甘示弱，也接连吟赋了十六首。作者竭力显示其风雅与炫耀自己的诗才，但密密麻麻排列三十二首诗，既未推动情节发展，也无助于人物形象刻画，只是令人生厌与导致体裁不纯。此作篇幅不足二万五千字，诗词插入高达213首，平均千字有近9首诗词。此非中篇传奇中个别现象，《钟情丽集》中诗文插入篇幅占全篇54.32%，《龙会兰池录》的比例则是51.67%。这与当时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故还得到时人赞赏。简庵居士对《钟情丽集》“长咏短咏，以写一时之情状”大为推崇，金镜也称赞该篇“词逸诗工，且铺叙甚好”。那些作者也视诗文创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故《怀春雅集》开篇诗云：“百岁人生草上霜，利名何必苦奔忙。尽偿胸次诗千首，满醉韶华酒一觞。”

《钟情丽集》等作之后，诗文插入比例逐次下降，后来篇幅占比一般都在20%左右，远低于先前。下降趋势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所承接，该流派中最早问世的《玉娇梨》《平山冷燕》中，前者诗文篇幅仅占5.08%，平均千字含诗词0.89首，后者则为5.45%与0.73首。合中篇传奇与才子佳人小说而观之，诗文插入递减是发展大趋势。随着创作发展与经验积累，人们对小说作用、地位及创作方式的认识逐渐深化，小说为独立文体的意识也不断增强，非小说创作所必需的诗文羼入自然会相应减少；通俗小说繁盛基础是读者范围的扩大，不像文言小说只供士人阅读。多数读者关注情节进展，并不在乎诗文的绮丽甚至厌烦诗文的大量插入，他们的阅读期望也迫使诗文羼入程度的降低。

排比分析主要情节设置及其表现手法变化可勾勒发展的大趋势，若只限于中篇传奇或才子佳人小说，那只看到该趋势的局部，无法作出符合整体运动状态的判断。将唐传奇中《莺莺传》等篇、中篇传奇小说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视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既合理也有必要，它打破了只以流派为研究系统的固有之见，且不同于以往以作品分析方式构成的系统。这里是直接将作品所含某些要素作排比归类，确定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的位置，并分析其间联系。这是对已有研究系统的调整与重组，据此可清晰展示一些文学现象，而分析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则可合理解释那些文学现象的发生与走向。当然，这类系统并非可随心所欲地臆造，其构建推动力是解决问题的需要以及某些要素的同类性。

二   情节主线外的信息梳理与系统构建

一些经典之作中，常有不少与情节主线似无直接关系的描写，它们在作品多次删改后依然存在，应是作家某种创作意图的体现，虽未紧扣情节主线，却或是照应先前情节，或为后面情节展开伏笔，或是故事进展合理与有序的逻辑支撑，忽略它们会影响把握作品的深层意蕴。汇总这类描写，可发现其间包含极其丰富的信息，但它们并非即时地伴随情节发展现身，而是零散地分布于作品，呈无序杂乱状，但作归类分析后，却可构建某种系统，相应的研究可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此处借助《红楼梦》作具体阐述。作品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的人物有数十位，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大小事件发生又接连不断，可是在作者笔下，大家族生活的维系及情节进展却纹丝不乱。这是由于那些人物言行举止都受其地位约束，各事件处理都遵循相应规矩，情节推进实际上有一套全面的管理机构与制度为支撑。这类信息以零乱形态散见于书中，若归类分析，却可构建完整的系统。以荣府奴仆地位为例，他们分为三等，各自按等级规定行事，违规者必受斥责。第五十八回中芳官的干娘想讨好袭人、晴雯等人，竟闯入宝玉房中想去吹汤。晴雯忙喊：“出去！你让他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小丫头们也斥责她：“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还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曹雪芹交代道，“这干婆子原系荣府三等人物”，她分配到怡红院浆洗，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书中有几处提到三等奴仆，第六十回里赵姨娘斥骂芳官是戏子，“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的”；第六十二回平儿过生日时，“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寿送礼的不少”。三等奴仆等级最低，不过荣府毕竟是公爵之家，在外人看来三等奴仆仍是神气光鲜。刘姥姥初上荣府，角门前看到几个门卫“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甲戌本脂批云：“为侯门三等豪奴写照。”第三回里看到，接林黛玉上京的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这些安排都是为了维持大家族体面与气派。

丫鬟也分三等。第二十四回里，宝玉贴身丫鬟都不在，三等丫鬟小红听到呼唤进屋服侍，事后二等丫鬟秋纹与碧痕感到特权受到侵犯，将小红好一顿训斥。第三十六回透露，贾母有八个月钱为一两银子的一等丫鬟，其中袭人拨给宝玉使唤，编制仍在贾母房中。宝玉还有晴雯麝月等七个二等丫鬟，月钱为一吊钱，此外佳蕙等八个三等丫鬟月钱为五百钱。王夫人使唤的金钏儿与玉钏儿是一等丫鬟，而赵姨娘与周姨娘身边各有两个二等丫鬟。汇集梳理散见于各处的点滴描写，众多丫鬟属何等级，划归哪一房都有明确交代，其工作职责、活动范围与月钱多少等待遇都也有相应规定。她们的出场与言语举止都符合自己的等级归属，这一等级体系保证了贾府生活运转的有序。并不是作者精心构建了这样的系统再进行写作，实际上它是封建大家族中的客观存在，曾生活于其间的曹雪芹只是根据情节进展，取其所需融入作品，而依据那些零散杂乱呈现的信息，可将其组成原有系统的模样。

贾府中一般管家为二等奴仆，第六十三回里就写到“只得将外头之事暂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而第五十四回写元宵节后请贾母吃年酒时，作者透露了荣府一等管家的组成：赖大、林之孝、单大良与吴新登。甲戌本第七回脂批指明赖大是荣府大总管，第五十二回里写到宝玉遇见他时要下马以示尊重。第四十四回提及贾琏“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年账上，分别添补开销过去”，可知他是账房主管；第七十回里写到林之孝开列小厮与丫鬟需指配婚嫁的名单，奴仆的人事当也由他分管。吴新登在第八回出场时，作者介绍他是“银库房的总领”。账房与银库是最要害的部门，掌管者自然得交代清楚。吴新登在书中极少出场，单大良仅现身于请吃年酒名单，估计他总管府内诸项杂务。相比之下，他俩的妻子出现次数稍多，第五十六回里平儿将她俩称为“管事的头脑”，其他管事媳妇“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林之孝的媳妇在许多情节中都曾现身，俨然一副大管家的气派；赖大的媳妇较少出场，第五十二回点明了她的身份：“大总管赖大婶子。”在第七十三回中，贾母发怒严查大观园内赌场时，王熙凤就“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事四个媳妇到来”，她们正是赖大、林之孝、单大良与吴新登的媳妇，这四对夫妇显然是府内的一等管家。

与“总理家事”相对应，书中有个总理房，又称总管房，其成员是赖大、林之孝、吴新登与单大良四对夫妇，二门外由男性总管管辖，女性总管负责二门内事务。总管房根据祖宗“旧例”或主子指示，指挥各管理机构处理日常事务，它是保证荣府生活有序的中枢。单个管理机构无法处理的事件，也由总管房出面协调。第五十八回里贾府解散戏房，这涉及人员、房屋与物资等各方面安置，此事就交由总管房统筹，同样，请大夫看病这类事也得由它处理：总管房派人请大夫；令“管事的头脑”带进大夫，同时知令“各处丫鬟回避”；大夫开出药方后，得到府内药房领药，若府内没有，又得派买办外出购买。因为要动用银钱，得禀报王熙凤批准、账房上账、银库支银。事虽小，但牵一发动全身，非得总管房出面总协调不可。一般的日常事务，则由相应的管理机构处理。归并梳理散见于书中各处的信息，可以发现曹雪芹描写引人入胜的故事时，已不着痕迹地设置了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总管房之下，各种专门的管理机构竟有近二十个。

荣府动用银钱都由账房入账，具体出入则由银库掌管，由第十四、第二十三与第二十四回中介绍可知，支取银两须有对牌与分管主子画押的领票，对牌一半在分管主子手里，另一半在银库，两者相合，银库才会支银。若是外出购买，则交买办房办理，办完回复时，不仅缴回对牌，还得呈上“买办的回押”。凡动用“官中的钱”采购，就必定经过账房、银库与买办房。审批的分管主子通常是贾琏、王熙凤夫妇，李纨、探春与宝钗代理管家时，对牌则在她们手中。第六十八回里善姐曾唬弄尤二姐，称王熙凤“银子上千钱上万，一日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但现实生活的运转不可能这样操作。如柳家的负责大观园内小厨房，每日需购买一吊钱的新鲜蔬菜，要她天天到王熙凤那儿领对牌，再到银库支取一吊钱，然后再交与买办外出购买，这样一圈折腾下来，一日三餐早就被耽搁了。各管理机构都有固定的日常开支，倘若都到王熙凤那儿领对牌支钱，别说王熙凤应对不了，而且只有一副对牌也根本无法周转。为应对日常的固定开支，各管理机构负责人实际上都有一定数额可动用的银两，贾琏与王熙凤都管不着这类资金。这意味着总管房对各管理机构一年开支都有预算，保证专款专用。账房负责的是账面上的预算，银子则都在银库，各管理机构需要时前去支取。第七十二回里，贾琏掌管的流动资金用完了，他托鸳鸯帮忙时提到，“也还有人手里管的起千数两银子的”，但没人敢不顾预算而挪给他使用。

掌管经费的管理机构其实还不少，荣府从主子到奴仆四百余人生活所需，全由供给制保障，各人都有相应的等级待遇，各管理机构都须得掌握一定经费保证执行的顺利，日常开支若受到妨碍，府内生活必会乱套。具体而论，吃的方面涉及的机构有负责膳食与餐具管理的厨房，供应茶水与茶具管理的茶房等。上下人等的衣裤鞋袜也由“官中”供给，府内“针线上的人”专事缝纫，第十四回与第二十七回提及，其负责人是张材家的。衣服浆洗也是统一包办，第四十六回中透露，“浆洗的头儿”是鸳鸯的嫂嫂金文翔媳妇。许多人外出都得靠骑马，第三十九回提到南院的马棚是相应的管理机构；女眷常用的交通工具是车与轿，无论骑马还是坐车或是坐轿，甚至是什么规格的轿子，在不同场合，因各人性别、辈分与资历也都有讲究。第十四回透露，动用车或轿时，又有“车轿人”跟随，显然车与轿是合在一处管理。至于房屋及修缮也有专人管理，第四十六回还提到荣府在南京房产由鸳鸯的父母等人看管。

书中还提及一些大家族生活所需的管理机构。储藏与保管器物的库房有两处，后楼贮藏绫罗绸缎，缀锦阁则堆放各类杂物，库房服役者称“内库上人”，钥匙则由王熙凤掌控。古董与金银器皿因价值不菲且数量众多，故也设专管机构。古董房造册登记府内古董及其摆放处，第七十二回里，贾琏因古董房催问过两次，向鸳鸯询问贾母房内蜡油冻佛手的下落，后来发现就在王熙凤房中，且早已告知古董房，显然是管理出了问题。荣府内金银器皿也是数量众多，种类繁杂。第三十五回里，挨打后的宝玉想吃小荷叶儿小莲蓬儿汤，王熙凤先派人去厨房要银制的汤模子，厨房回复上次做汤后都已上交，再问茶房，回答是“不曾收”，最后“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这一细节既反映了荣府专设机构职能划分的精细，同时也显露了其功能有一定的交叉重叠，连王熙凤一时也弄不清楚。

荣府有许多门与外界相通，如大门、后门、侧门、角门等，出入状况涉及荣府与大观园安全，都有专人看守，其管理机构为门房。主子居住的内宅是核心区域，出入须经过二门，非居住者哪怕是至亲好友，也只能走到二门口请当值者通报，得到允许后才能入内。二门是要害所在，管理权直接划归于贾琏、王熙凤夫妇。荣府门多，当值者亦多，有些人就利用手中权力谋取利益。第七十一回里尤氏发现尽管时辰已过，“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仍未关”，第七十二回对此现象作出了解释：潘又安能私自入园与司棋约会，是“二人便设法彼此里外买嘱园内老婆子们留门看道”。门房看守不严，结果便是“趋便藏贼引奸引盗”，难怪第七十三回里贾母发现“门户任意开锁”的状况后大为震怒。

为迎接元妃省亲，荣府曾设置戏房，因主子有看戏需求，戏房便保留下来，贾蔷总理其事，后来戏房在朝廷办理老太妃丧事时撤销。此外，荣府还有家庙铁槛寺，与水月庵、水仙庵及地藏庵等寺庙关系也十分密切，每月发放月例银子，第七回中水月庵主持净虚催讨月例银子的描写透露，管理者是余信。

荣府可能还有其他的管理机构，而随情节进展出现的那些机构，已可组成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它们保证荣府生活展开的有条不紊，同时也是情节推进时的重要元素。从第六十回到六十二回，作者围绕大观园厨房做足了文章，第五十六回探春立意兴利除宿弊，如何对付账房与买办房就是她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就连不甚起眼的戏房，在情节发展中也有不可忽略的作用。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是历来红学研究者喜欢引用的经典描写，第三十六回对掌管戏房的贾蔷与小旦龄官恋情的描写，突出了宝玉对情缘认识的深化。荣府内不少矛盾与风波的发生，都与某些管理机构相关，也正是对这些矛盾与风波的描写，才使各个管理机构呈现在读者眼前。

书中各管理机构不是静止的存在，它们在运转过程中才引发各种矛盾与冲突。管理制度的设立与运转有两条基本原则。首先是体现于荣府生活方方面面的“尊卑有序”，如各人按等级有相应的伙食“分例”，贾母的标准最高，第六十一回介绍说，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第七十五回里又看到，各房主子还须将自己的“分例”菜送一样给她。王熙凤的“分例”当然低于贾母，但也相当丰盛，第六回里刘姥姥看到，“桌上碗盘森列”，她用膳后“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通房丫头平儿只有“四样分例菜”，与王熙凤一起用膳时，还须得“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以示尊重与恭顺。荣府内诸人衣着也是统一供给，第三十七回里秋纹曾说：“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横竖也得。”而各人按自己等级领取“分例”，第二十七回里探春就曾提到贾环衣着的“分例”。

第二条原则是防止作弊，设置了一些检查、审核与相互制约的措施。如为保证大观园安全，总管房每天都安排人值夜班，大管家还要带人巡夜，检查值班状态。第六十三回描写了林之孝家的带人查夜：大观园里各房都要查到，每处都要清点上夜人数，并作“别耍钱吃酒，放倒头睡到大天亮”之类训诫，可是查夜人一走，赌局便开场了。这是园内公开的秘密，第四十五回里林黛玉对送燕窝的婆子说：“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那婆子也坦承：“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连黛玉都已知晓，林之孝家的显然只是佯作不知，其原因在第七十三回揭晓：贾母发怒，下令彻查赌局，“原来这三个大头家，一个就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负责督查的总负责人林之孝家的有意放任，导致了园中夜间当值者耍钱吃酒争斗已“渐次放诞”的态势。防止玩忽职守的考虑在制度层面似已较周全，但设计者未曾考虑到该如何约束该制度的总负责人。

整合散见于作品各处的相关信息，可构建出完整的管理机构与相应的规章制度。曹雪芹早年生活于封建大家族，曾亲见亲闻这类管理机构与相应的规章制度，也亲身感受到它们在生活中的作用，但他创作着眼点是讲述故事，有关管理机构与规章制度的内容，只有当情节进展需要时才会出现。曹雪芹在第六回曾说，“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能将头绪纷繁的人与事有机组合，使全书情节有条不紊地推进，这充分显示曹雪芹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其中也包括那套管理机构与规章制度对情节有序展开的支撑。这套机构与制度的存在，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封建大家庭生活的真实，而且也使全书情节发展建立在严整结构的基础上，从而自然地展现贾府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这么多人与事都属于分条块管理的框架之中，读者对情节的发展就没有杂乱无章、漫无头绪之感。

这套管理机构与制度对情节进展并非只起支撑作用，它们在不少场合又是情节本身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月钱发放制度，对于王熙凤与赵姨娘的冲突以及与李纨的矛盾、王熙凤的挪用放债、王夫人提升袭人为准姨娘举措等，一系列故事将无法着笔；如果缺少关于门房的描述，荣府内许多争斗或弊端的起因就无从谈起；而如果缺少厨房，围绕它展开的好多故事都得从书中消失。各个机构与制度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都有类似作用，只是相对应的篇幅各不相同而已。借助这套管理机构与制度，作者还写出了既非主子但又有别于一般奴仆的管家阶层。他们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但管理欺压下层奴仆时却也是颐指气使，同时又利用职权盗取主子钱财而自肥。那些大小管家是贾府中的重要存在，缺了他们，庞大的管理机构就无法运转，主子们穷奢极侈的生活将难以维持，荣府将成为杂乱无序的所在，而《红楼梦》也成不了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

《红楼梦》中管理机构与制度已有完整的体系形态，但它不像结构、情节、人物与语言等文学要素那般直观显示，且不在作家作品研究系统的范围内，故长久以来被人忽略。只有经过搜集梳理，使之以体系形态呈现时，即构建相应新的研究系统考察作品时，这类描写的集合才能充分显示其对深刻理解作品内涵与意义的重要性。这是先前未曾有过的研究路径，自然也就无法借用原有的各种研究系统。归纳上文的具体阐述，还原这套管理机构与制度的工作可分三个步骤：

首先是细读作品。人们阅读作品时，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情节主线的进展，与之不直接相关的叙述易被略过或下意识屏蔽，也不会体察其间的含义。若细读作品有意关注这类内容时，随着那些管理机构与制度的陆续呈现，可以意识到它们实际上已自成体系。其次，勾稽与管理机构及制度相关的内容并作归类。如考察管理机构时，将涉及总管房、账房、银库等机构的描写都各自归为一类，待这项工作完成，荣府管理机构体系的模样已初步显现。再次，由于相关描写都散见书中各处，归类后还只是孤立性材料的汇总，这时需要逐类地进行分析，确定各机构人员组成与职能范围，厘清其间交集，以此为基础，使原本孤立性描写的内在联系逐渐浮现。寻觅其间联系时，还不能仅局限于关于管理机构的直接描写，于是这一体系便可相当完整地复原。这套管理机构与制度本身已构成一个系统，追寻其间各元素间联系，便能更清楚与全面地了解该系统整体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意义与作用。此系统与书中人物、情节、语言等各自构成的系统一样，都是《红楼梦》的子系统，它们之间，甚至它们所含元素之间都有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各子系统研究都服务于《红楼梦》研究的总目的，而综合各子系统进行交叉融合性的研究，则可使整体研究进一步深化。《红楼梦》中管理机构与制度体系的建立与相应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的示范。

三   跨越作品的零散信息与系统构建

小说中多少都有些与情节主线不直接相关的描写，有些甚至不写或被替换，对故事进展似都无影响。如《古今小说》第十八卷描写杨复外出经商奇遇的故事娓娓动人，作品开始时则交代了他决意经商的缘由：“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而“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此语透露了杨复是未能取得功名的儒生，生活压力使他选择了弃儒经商。就作品构思而言，杨复原先身份对故事进展并无太大影响，是作品中可有可无且可被置换的信息。它应该不是作者的有意设置，当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见闻而写入作品。《醒世恒言》第十卷里，主人公刘奇也是“自幼攻书，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云”的儒生，可是他却开起了布店，“挣下一个老大家业”。原先是否为儒生并非必不可少的安排，作者在无意中又让读者见到一个弃儒经商的人物形象。

凌濛初作品中也出现类似现象。《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中王爵与王禄兄弟二人祖父是秀才，由贡生出任知县，其父却是个盐商，王爵考取了秀才，王禄却“废业不成”，便弃儒经商。该书卷三十七中，徽商程宰得海神相助，屡获巨利，而作品开篇处则介绍程宰是“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并对程宰弃儒经商解释道：“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拍案惊奇》卷之二中，因“家道艰难”而“弃书从商”的潘甲也是徽州人。其他拟话本也写到徽州当时习俗，《生绡剪》第十一回中，徽州休宁县的曹复古自幼随父攻书，通晓经史，但“家道一发穷得不像样了”，便借贷银两外出经商。弃儒经商并非只是徽州地区现象，如前面提及杨复、王禄是陕西人，刘奇是山东人，而《拍案惊奇》卷之一中的文实是苏州长洲县人。当时小说中徽州以外读书人经商事例还时常可见，李渔《十二楼》中《萃雅楼》第一回里就写道，北京顺天府宛平县的金仲雨与刘敏叔都是“到二十岁外，都出了学门，要做贸易之事”。《连城璧》巳集中，广东南海县人秦世良“因家事消条，不能糊口，只得废了举业，开个极小的铺子”。天然痴叟《石点头》第一卷中，安徽合肥人郭乔屡试不第，便去广东经商。在那些故事里，主人公弃儒经商的身份并非故事的重要组成，另换其他身份并不影响后面情节的曲折变化，这应是作者创作时将身边的人和事写入了作品。各作品中都有类似内容，其前提应是明末时弃儒经商已是社会上较普遍的现象。

这是汇合类似描写并作分析归纳而得到的结论，史家于此却无有涉及，正史中并无这方面记载。那里载录的多为战争爆发与结束、政界争斗与动荡以及繁琐枯燥的典章制度、礼乐祭祀之类，涉及的人物又不外是帝王将相以及与军国大事相关的某些官吏或名士。士人是封建时代极为重要的社会集团，但即使是进士，也只有少部分人有幸被正史立传，而进士之下还有举人、秀才乃至童生，这些人偏又占了士人的绝大多数。若因正史未有载录而将他们的生活状况、经历遭遇与思想倾向等全都置之不问，那只是残缺不全的研究，人们也难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整个士人集团动向及其原因，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变化甚至还可能莫名所以。对商贾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明史·食货志》等确实对当时经济生活某些方面作了粗线条勾勒，但是若要具体了解明代中后叶商贾势力膨胀的历程，以及社会价值观念、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而遭到的越来越猛烈的冲击，研究者就须得另辟蹊径，因为仅凭正史，研究将因材料缺乏而难以进行。

正史未载明末弃儒经商的发生与蔓延，而明清笔记中，偶尔会见这样的事例。如万历间宁波人孙春阳“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他先在苏州开了个小铺，后来扩展成“天下闻名”的孙春阳南货铺，“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清道光间梁章钜还写道：“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余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孙春阳无疑是弃儒经商的成功人物，但仅凭有关记载，却无法断定这仅是历史上偶然事例，还是较普遍的弃儒经商现象中的脱颖而出者，而综合其时小说中那许多儒生经商故事的描写，便可判定应是后者。

正史并无记载，综合当时众多小说中的描写，却可认定弃儒经商现象较普遍出现是明末的史实。小说故事是在剪裁、捏合生活素材作基础上的虚构，小说人物也无法与历史上人物作对应，但主人公弃儒经商身份，却有生活真实为支撑，而非作者臆造。只有一个作家笔下出现曾为儒生的商人形象可能是偶然事例，而不少小说中都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由于当时人们对弃儒经商现象已习以为常。小说描写当然不可随意地当作史料运用，但经过筛滤与归类分析后，却可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当年的社会现象，应该承认这也是史实。

上述处理方法是将各作品中有关弃儒经商信息抽取出来归为一类，建立了一个跨越各部作品的新系统，其目的是为了揭示某一史实，而这对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也不无益处。研究并非到此而结束，明末时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普遍现象还须探究。前面考察关注于“儒”，而要探究现象发生的原因，还须得加强对“商”的考察，以及儒贾关系及其演变。这意味着还得构建更大的系统，其要素抽取也同样是跨越了各部作品。

封建社会阶层等级是士、农、工、商，“士”是封建国家的精华、社会上道德操守的表率，各级官吏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从读书人中遴选，获功名者还可获减免租税和徭役的特权。商贾是被朝廷压于社会底层的贱民，明初封建统治者严厉控制他们的经营，同时还制定许多歧视性法令压低其社会地位，这甚至还体现于穿衣这类小事。明太祖曾规定：“农家许着䌷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䌷纱。”万历时张瀚曾言:“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明中叶前弃儒经商是不可思议之事，为何明末一些列于首位的“士”怎肯放弃尊贵的身份而甘心去做排在末位的“商”？

正史对此也无相关记载，明末清初一些小说却提供了答案。如《石点头》第四卷中描摹了米商孙谨的衣着打扮：“身穿秋香夹软纱道袍, 脚穿元色浅面靴头鞋。白裬袜上,罩着水绿绉纱夹袄, 并桃红绉纱裤子。”这与后面情节并没什么关系，但与朝廷的商贾“不得衣䌷、纱”的规定相较，显然是违反了太祖皇帝的禁令。明初中叶时，为维系封建等级制度，朝廷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有一系列法令保证尊卑有序，可是小说中有关生活细节的描写表明，这些禁令都已被明末商人们打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奢华生活更是典型例证。商人们甚至将原先只有高级官僚可以享受的特权庶民化。明初时文武百官都不得坐轿，景泰四年朝廷议决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坐轿，弘治七年，明孝宗重申这一规定，并宣布只能坐四人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将受处罚。其后，朝廷与不安分的百官展开百余年的拉锯战，到万历间，官员违例坐轿已成普遍现象，紧接着的是商人不仅自己坐轿，而且还创设了专门租赁轿子与提供轿夫的新行业。陆人龙《型世言》第二十六回中，要出门的张二娘“隔夜约定轿子”，第二天一早，轿夫就按约定时间在她家门口等候，何等方便爽快。朝廷庄严的规定，如今被商人弄成为一方出钱、一方派轿派夫的买卖。

汇合当时小说中各种相关细节描写，可以发现社会地位骤升的明末商人已非读书人可以傲视的对象。原先唯有通过科举才能步入仕途，是商人地位无法逾越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是秀才，选送国子监读书后也能当官，不过秀才入选国子监也并非易事。明末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讲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时有段背景介绍：朝廷因经济困难开纳粟入监之例，北京与南京国子监都扩招至千人之外，盐商子弟孙富靠银子也成了监生。读书人经科举而当官都少不了萤窗雪案、朝吟暮呻的苦读经历，其中只有少数人辛酸苦熬多年后方能步入仕途，可是在明末，读书人的艰辛已抵不上商贾的银子。

进入国子监图的是出监后可以当官，后来有些商贾还干脆掏出银子购取功名，《型世言》第二十三回就写到读书人对这一现象的愤懑，而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七回写道：“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是个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同时告诫书生，“若要靠这两句书，这枝笔，包你老死头白头”。所谓“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讲述得很具体：一百二十两归中介，一百八十两归冒名进场考试者，故而《警世通言》第十一卷中，那位李宏会说“我若有财，取科第如反掌耳”。有的商贾则是直接靠银子换取官职，《金瓶梅》里西门庆就是通过两次行贿巴结当朝宰相蔡京，当上了五品官员金吾卫衣左所千户，还公然升堂审事。

儒贾关系的这种变化，同样表现于婚姻问题。明初中叶商贾社会地位低下时，商人很乐意将女儿嫁与读书人以改变处境，可是明末小说的描写显示了情况的变化。《拍案惊奇》卷之十以“贫苦的书生，向富贵人家求婚，便笑他阴沟洞里思量天鹅肉吃”的议论展开故事，篇中徽商金朝奉听信朝廷点绣女的谣传，与书生韩师愈订下嫁女之约。谣言平息后，金朝奉立即就仗着银子而赖婚。《醉醒石》第十四回里，苏秀才娶了莫财主的女儿，他接连名落孙山，不读书的连襟却靠银子当了官。于是莫氏便抛弃苏秀才，嫁给了开酒店的老板。《金瓶梅》里也有类似故事，第七回专写孟玉楼的婚姻选择：去尚举人家当夫人，还是去临清商界头面人物西门庆家做妾？结果她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与莫氏相类的决定。

在封建等级制度中，商贾原本只是卑微的群体，可是明末时，他们凭借钱财却已欺压列于庶民之首的儒生。《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中，儒士王良不断遭高利贷商人王俊的盘剥，尽管他还是自己的族侄。两人争执时，王俊竟当着族长的面将王良打死，后来花了点银子便了结了这桩人命大案。这或许只是当时社会上的极端事件，但读书人的子曰诗云已敌不过商贾的钱囊，在明末时已是严酷现实，明初中叶时的儒贾关系此时已被颠覆。

此现状在明末一些笔记中也有所反映。万历年间，某徽商家族竟能逼得举人金元焕被迫逃亡。记叙此事的沈德符愤然斥责“徽人皆狡侩善谋”，但他对于商贾斗败书生的现实却无可奈何。有时，儒生们也会团结起来与商贾抗争。万历年间，华亭县秀才陆龙基、刘致和先后遭富商殴打，众秀才群情激愤，涌进县衙要求伸张正义。官府畏于秀才结伙闹事，赶紧严惩富商以平息事端。《醉醒石》第八回中描写秀才结伙反抗商贾的欺凌，有“墨兜鍪乌云一片，蓝战袍翠霭千层”的形容，“墨兜鍪”与“蓝战袍”指只有秀才才能穿戴的儒冠与襕衫。穷秀才们自我感觉是声势雄壮，富商们却轻蔑地称之为“破靴阵”。不过，他们对此毕竟有几分忌畏，《醉醒石》第四回中的商贾就自我告诫：“破靴阵不要惹他。”秀才有时摆成“破靴阵”只是“捏情需索”，原因是“士之所在清苦，其势不得不流而为近利”。尽管这时摆出的“破靴阵”也常能获胜，但这只意味着秀才们的堕落，而并非读书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贾凭借沉甸甸的钱袋，社会地位已超越穷书生。这与明初以来很长时期里，士人高踞庶民之首而商贾与贱民同列的观念不符。如果只有一篇小说描写这样的故事，可以怀疑它是偶然事件或纯是作者向壁虚构，可是如今是同时期不少作品都在这样描写，其性质同一，只是主人公姓名与情节曲折程度互不相同，这表明在商业发达地区贾优儒劣已是社会常态。

以上围绕明末儒贾关系的考察异于通常的作品分析，它不是完整地分析一部作品，而是归类组合从各作品中勾稽出的类似描写。这些内容传递的艺术信息较为次要，甚至与情节无直接关系，而其组合分析，却可展现全新的史学与文学意义。该研究系统的独特处，是构成元素来自众多作品，且没有特定作品或流派之类的限制，入选的唯一条件是与明末儒贾关系及其变化相关。明末儒贾关系变化表现在许多方面，入选元素则按其本身内容相应地聚集为若干组合，它们是系统的子系统，整个系统构造与层次则依那些元素的不同组合确定。具体研究时，第一步重点是梳理那些元素间的关系并互作比对与印证，以确定其所含真实成分，而其汇集与梳理，则可在相当程度上展现明末儒贾关系及其变化。

此时研读作品的关注点明显不同于赏析型研究，这里不妨以《型世言）第三回为例，说明入选元素的筛滤。该篇描写周于伦在外忙于经营时，家中媳妇竟设计将婆婆卖嫁到外县去了。最后周于伦找回老母，将恶妻逐出家门。通常研究是分析人物、情节以及创作风格等等，而这里要做的，则是从作品中勾稽与明末儒贾关系相关的内容：盛氏在丈夫去世后独自带大周于伦，“叫他读书争气”，后来家中生计窘迫，“周于伦便去了书，来撑支旧业”，这又是个弃儒经商的形象。周于伦如何经商的描写也值得关注。他让母亲与妻子打理酒店，自己则“买了当中衣服，在各村镇货卖”，卖前又拆改与染色，如同新衣。作品中还有一些细节可供注意，研究货币史者也许会格外注意买卖时关于“低钱”或“低银”的细节描写，关心服饰变迁者则可能关注这样的材料：明代法令民间禁用大红色，作品却写“乡间最喜的大红、大绿”，周于伦为旧衣染色时也有意迎合他们的偏爱。

在考察明末儒贾关系及其变化时的阅读模式中，构成作品各要素的地位也异于以往的作品分析。此时显示作者艺术创造力的人物刻画、情节构思等已非重点，那些内容虽也有生活真实为支撑，但含较多的虚构成分。需要勾稽分析的对象常是细节或背景介绍之类，它们在作品艺术分析中只占较次要地位，但蕴含的关于当时社会实情的信息量却丰富得多，表现又相当直接，且较为真实。作品都得接受同时代读者检验，他们乐意欣赏虚构的故事，却不能容忍违背生活真实的细节或背景介绍。个别细节描写或背景介绍只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点滴反映，但汇合各作品中相类细节描写或背景介绍，便形成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庞大集合，经适当梳理与综合，便能对当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获得丰富、生动且较为直观的了解。

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小说虽含有生活真实，同时又有太多的虚构成分。新型的研究系统的构建，就是要合理地从小说描写中筛滤出历史真实，以补正史之不足。所含元素根据专题要求筛选自众多作品，这是该系统独特之处，那些元素又根据研究需要作若干分类并相互印证比对，这又构成了系统的内在结构。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可应用于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其他研究，它们也常被正史记载所忽略。鲁迅曾言,“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他列举的“都未有人著手”者，有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与文祸史等,可是此类专著，特别是扎实厚重者至今鲜见。并非学者们无意于此,实是研究因缺充分史料而难以着手,如各朝史官又何曾撰写过诸如“赌徒列传”之类的文字？越是具体地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正史的阙略就越醒目,而当时小说却有相当丰富的生动描写，其他文学体裁都无法像它那样几乎全方位且相当细致地反映社会生活,展现的又往往是蕴含着各种有机联系的浑然一体的生活画面。在这方面,正史恰恰显得较为逊色。

作品中相关描写的汇总，就像蕴藏丰富的矿床，而撷取所需资料后尚需“提炼”，即分析、比对与印证。如为研究赌博史阅读小说, 对其中诸如赌徒姓名、经历等方面描写不必究其真伪,需要关注的是各作品中关于赌博方式与规则、赌具样式、赌场气氛、赌徒心理、与赌博相关联的风俗人情，以及赌博对社会生活影响等方面的描述。这类内容的真实性得受同时代读者检验，作者也不会背离当时实际情况自行臆造。一部作品可能只反映了当时赌博某些方面的情形，而众多作品关于赌博描写的融汇基本上可合成全景式图像。这里只是以赌博专题为例作说明，而构建的系统与使用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正史鲜有记载而小说却有丰富描写的有关古代社会生活的其他专题。彼正需,此恰有,创建沟通两者的研究系统，实际上是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手段。

课题能否研究以及能否成功或能进展到什么程度，都与相应系统的构建及完善密切相关。系统内应有元素是否齐备，对元素间联系的考察是否周全，系统内在结构的显示是否清晰，它与其他相关系统的关系是否已列入研究视野，这些问题的考虑若出现疏忽，研究成效必受影响，甚至会出现严重错漏或误判。若能较自觉地树立系统观念，并以此审视查验，则有助于研究的顺利进行。

追溯多年来文学研究并抽象其相应的研究系统，可发现其类型并不很多，这是研究课题类型较为有限的反映。如果将这些“类型”视为元素，其集合也是一个研究系统，其完善程度，正与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相对应。作品分析系统最为人们熟悉，使用也最广泛，但它远不能覆盖文学研究的全部。本文提出三个不同的课题及其相应研究系统，正是想说明，文学研究领域里还有不少人们尚不熟悉的课题有待研究，而相对应研究系统的构建，则是这些课题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和参考文献，请见谅，如需阅读全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获取。

上年回顾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网，可下载本刊各期文章PDF全文，也可在线阅读本刊各期文章的XML格式全文。

我知道你在看哟